商鞅变法的两面性

众所周知，商鞅变法帮助了秦国迅速崛起，司马迁都说商鞅变法，“行之十年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。家给人足，秦人富强，诸侯毕贺。“

显然，商鞅变法有着极大的积极意义。

但凡事都有两面性，商鞅的变革虽然促进了秦国进步，但在另一面，它也是秦国二世而亡的“催命符”。

古人言，“商鞅刻薄之术，始能帝秦，卒能亡秦”。那么商鞅变法是如何让秦朝灭亡的呢？

商鞅是个极其重法之人，他把法看作是治国的根本，那他就要用法度来逼迫民众务农力战，在此思想的指导下，商鞅主张按照重刑轻赏，以刑去刑。

看看《商君书》就明白了，“重罚、轻赏，则上爱民，民死上”，正是在这个思想的驱使下，秦国的法律愈发严苛残酷，并且愈演愈烈。

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商鞅变法的余威更甚，秦始皇本来就独断专行，再加上国家盛行酷吏严法，他“刚毅戾身，事皆决于法”。

与此同时，秦始皇大兴土木，百姓苦不堪言。

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，很快，百姓便忍无可忍，各地都有仁人志士揭竿而起，而强大的秦国，也就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，走向了灭亡。

客观来说，秦朝的灭亡跟商鞅开创的严峻刑罚脱不开关系，而商鞅自己也反受其害，被五马分尸。

除了严苛法度逼迫百姓起义外，秦国的军队又为何从虎狼之师，变得不堪一击呢？

商鞅变法下的军队

一群虎狼之师，为何在短短几年之内，被打得溃不成军，节节败退？

打开《商君书》，我们能看到商鞅的另一个政治理论，他“愚民”、“弱民”为手段，将秦国全国上下变成了一架运转井然有序的机器，也让秦军成了步伐整齐、服色一致的演练场。

这种给人“洗脑”，把全国上下各种力量和因素集中于一个方向的举措，的确能在一定时间内产生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力量，秦始皇也就是靠这股力量，攻破了中原六国，统一了中国。

但物极必反，在统一之后，这种强制性的变法行为，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反噬，换句话说，在统一之后，军队没了战斗动力，社会也丧失了发展的最原始动力。

秦国整个社会被强制分成了三种人，一种是“循规蹈矩”的百姓，一种是食君禄、行君命的各级官吏，最后就是高高在上，握有生杀大权的国君。

老百姓失去了个人发展的创造力，像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社会的游侠、歌妓、说客、武士......几乎在一夜之间，销声匿迹。

在商鞅看来，这些人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，必须全部铲除，所以，其余六国文人常常批判秦国百姓，都是没有信义，唯功利是图的执行法令的工具。

现代社会学认为，一个民族如果固定了社会层级，那么整个民族的创作活力就会退化，换句话说，这个民族的素质就会退化，而秦王朝的百姓正是在这种严苛的法度管理下，愈发冷漠平庸，秦王朝的军队也在一夜之间由盛转衰，颓势尽显。

既然商鞅变法有如此大的副作用，千古一帝秦始皇为何没能及时反应，改进法度呢？

秦始皇为何不改进法度

一场革新变法，为何在推动王朝统一的同时，也定下了覆灭的死期？

商鞅在变法之初，本想通过法治建设一个大同社会，“重刑连其罪，则民不敢试”，“民不敢试，故无刑也”。

用法度震慑百姓，从而达到“国无刑民”、“明刑不戮”的最佳效果。

显然商鞅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可他是个理想主义者，秦国的法制工作者可不是什么善茬，他们不管什么合理性，一旦有人犯法，立刻动用酷刑。

秦朝在贯彻实行法治的过程中，用法太过，苏东坡都哀叹，“商鞅立信于徙木，立威于弃灰，刑其亲戚师傅”，“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，不可测也”。

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，没有臣子敢对皇帝进言，百姓更加不敢畅所欲言，再加上秦统一后，秦始皇志得意满，他“天性刚戾自用，以为自古莫及己”，“专任狱吏，狱吏得亲幸”。

秦始皇还算有刚愎自用的底气，他懂政治，会权术，在他活着的几年里，秦王朝虽然动荡，但并没有出什么大问题。

可到了秦二世胡亥，问题就大了，昏庸的秦二世竟然继续延续秦始皇的行政手段，“不坐朝廷见大臣，居禁中”，“事皆决于赵高”，这也给赵高用事弄权提供了机会。

固然秦二世昏聩无能、不辨是非，但商鞅变法导致的君臣隔阂、社会僵化，才是秦王朝短命而终的主要原因。

结语

家有家法，国有国规，一个国家有严明的法规是一件非常值得称赞，甚至可以让后代学习称赞。但这些制度不能限制个人的发展，每个人都存在差异性，用通俗点的话来说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社会的发展也是靠每个人身上的不确定性从而得以创新，才能让社会发展 。